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，然而这条母亲河古时候经常“发脾气”，洪水泛滥，恣肆不羁，让母亲河温顺，造福百姓，一直是古人的梦想。

　　金首次开河引水宣告失败

　　公元1153年，金主完颜亮将都城由东北阿城迁到燕京，立为中都。金中都人口众多，每年需要运入上百万石的粮食。当时山东、河北的粮食可以由运河运到通州，为解决通州至京师最后五十里的运输问题，金朝疏通了高良河至通州的河道。但是，北京平原西高东低，“自通州而上，地峻而水不留，其势易浅，舟胶不行”（据《金史·河渠志》），于是金朝人想到打卢沟河水的主意。

　　卢沟河即今天的永定河。卢，是黑色的意思，因水中裹挟大量泥沙，卢沟河又称浑河、小黄河。大定十年，金朝的大臣们议定：“決卢沟以通京师漕运。”金世宗一听非常高兴：“如此，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，利孰大焉！”

　　大定十二年，金朝人在石景山北麓、今石景山发电厂院内，将卢沟河扒开了一个口子，并设置水闸，将河水引向北边的麻峪村，利用一段车箱渠故道东行，在半壁店附近脱离故道流向东南，经玉渊潭南折入金中都的北护城河，再向东流经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南、北京站南，再向东接今天的通惠河至通州。这条河因为是金朝人开挖的，后人称其为“金口河”。

　　水是通了，却不能行船，因为河床“地势高峻，水性浑浊。峻则奔流漩洄、啮岸善崩，浊则泥淖淤塞，积滓成浅，不能胜舟”。这次引水工程“役众数年，竟无成功”。粮食货物，仍然“但以车輓”。金世宗叹息道：“若果能行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，而价贱矣！”（《金史·河渠志》）

　　大定二十七年（1187年）三月，宰臣说：金口牐下视都城高一百二十尺，一旦河水暴涨，“人或为奸”，其害不小。金世宗认为说得对，就派人将扒开的“金口”堵上了。

　　再次开金口仍以失败告终

　　公元1215年春天，蒙古军攻陷金中都。1259年11月，忽必烈抵燕京。由于此时的金中都已毁，于是位于琼华岛前的万宁宫成了忽必烈的临时皇宫。公元1266年，忽必烈向全国征调工匠；1267年，任命官员负责修建宫室。新都城在以琼华岛为中心的水域周围开始孕育。

　　要重新建造一座新的都城，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。为解决运输问题，1268年，“凿金口，导卢沟水，以漕西山木石”——金河口再次被开启，此时负责河渠事务的官员就是郭守敬。

　　二次开掘的金口河，使用了三十年，为大都城的建造作出了贡献。但卢沟河并不因改朝换代而变得安分。1298年，卢沟水涨，金口闸被迫关闭。三年后，卢沟水势不减。郭守敬怕洪水失控危及大都城，将金口以上河身尽行封堵，不敢再用。

　　后郭守敬找到白浮泉，修了一条堰，成功地把北山和西山的部分泉水经瓮山泊引进积水潭，为通惠河提供了足够的水源。最后五十里的运输问题得到了解决。

　　元朝三开金口两名官员殒命

　　围在西山脚下的白浮堰，每年都要面临洪水的考验。能不能甩开白浮堰，寻找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呢？元至正二年，孛罗帖木儿、傅佐两位官员提出：挖一条新河，从通州南边的高丽庄到西山卢沟河金口，以把通州的粮食直接运到大都城。左丞相许有壬提出激烈反对，说这个建议绝不可行：“此水性本湍急”，夏秋雨季来临，“则不敢必其无虞，宗庙社稷之所在，岂容侥幸于万一？若一时成功，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”。由于地势高下不同，不置水闸则水留不住；置水闸则水中大量泥沙必致淤塞，每年每月设专人清淤没有穷尽之时。他反问道：如果此水可用，当初郭守敬何必远取白浮之水？

　　尽管有许多大臣反对，但是由于右丞相脱脱支持，这个建议得到了皇帝的批准。新河于正月动工，四月初挖成。打开金口闸一放水，“流湍势急，泥沙拥塞，船不可行”，工程以失败告终。为挖新河，“毁民庐舍坟茔，夫丁死伤甚众，又费用不资”，真可谓劳民伤财。“御史纠劾建言者”于是孛罗帖木儿、傅佐二人“俱伏诛”（据《元史·河渠志》）。这件事之后，没有人敢再打金口的主意。

　　杜绝永定河水患，利用永定河的水资源造福人民，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得以实现。